七月流火,京城的暑气却比往年更盛几分。

国子监的彝伦堂自那日首讲之后,便再没有一日冷清过。

晨钟响过三遍,堂中便已座无虚席;暮鼓敲过两巡,还有人依依不肯散去,三五成群地聚在廊下院中,继续着方才未辩完的题目。

起初几日,尚是各家各派按序登台。

程朱、陆王、浙东、江右、泰州、甘泉......大大小小的学派支脉,各自遣出精兵强将,在伦堂的讲台上针锋相对。你讲“格物致知”,我便说“致良知”;你说“理在气先”,我便驳“心即理也”;你引《大学》章句为证,我便拈

《传习录》中语作据。墨迹未干的辩题贴满了国子监的外墙,从街口一直贴到大成殿前,红的黄的白的,层层叠叠,像是庙会上揭不尽的告示。

辩到后来,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不再局限于各个流派的人了。

先是几个京城官员按捺不住,趁着休讲间隙,自己走到台上去,说是“略陈鄙见”,把方才那几位未讲透彻之处又重新铺开来讲了一回。这些官员多是程朱出身,在朝中沉浮多年,对经义的领会虽不及那些专攻学术的大儒精

深,却胜在实务娴熟,能将经义与政务结合起来讲,条分缕析,深入浅出,竟比那些大儒的纯学理论更受底下举子们的欢迎。

于是,上台的人越来越多。

吏部一位郎中上台讲《论语》“为政以德”一章,将德治与吏治结合起来,听得底下几十个候补官员频频点头。兵部一位主事讲《孟子》“天时不如地利”一节,把边防实务嵌入其中,引得几个从边镇来的举子拍案叫绝。就连都

察院那几个平日只写弹章不说话的御史,竟也有人上台去讲《春秋》笔法,将“一字褒贬”的微言大义——剖析,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到了七月下旬,辩经已经不再是“各家各派”的事了。

国子监里,随便一个穿着青衫的举子,只要觉得自己肚子里有货,便可以在休讲时走上台去,发表一通见解。有讲得好的,底下便是一片喝彩,当场便有人引为知己,拉着去茶馆里继续深谈;有讲得不好的,底下便是一片哄

笑,那举子涨红了脸下台。

整个七月,京城就像一锅煮沸了的水,读书人们见面不再是问“吃了没有”,而是问“今日辩了没有”。茶馆里、酒肆中、书铺前、客栈内,处处都是辩论的声音,处处都是面红耳赤的面孔。

若不是景王在第一日便定下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规矩,又有锦衣卫和五城兵马司的兵丁轮番在国子监内外巡视,早就变成全武行了,京城不知道会多了多少流血事件。

到了八月初。

该讲的都讲过了,该上的也都上过了,国子监外墙上的辩题贴了又撕,撕了又贴,换过四五轮之后,终于渐渐稀疏下来。各派学说在近一个月的激辩中反复碰撞、交融、淘汰,大浪淘沙之后,真正能在彝伦堂中站稳脚跟的,

已经不多了。

八月十二,立秋已过,暑气却尚未全消。

吴山在彝伦堂的主位上坐定的时候,面色就已经不太好看了,甚至可以说,难看到了极点,因为今日辩论的最终三人之中,有一人是他死也不愿意承认的。

但是没办法,人家是凭着实力站到这里,众目睽睽之下,他不可能做什么手脚,也不能做什么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