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时雨势渐歇，空气里浮动着泥土与铁锈混合的气息。杨超月没骑车，陪我在公交站台等车。站台广告牌上，婚纱摄影店的新海报被雨水洇开一角，新娘捧花里的玫瑰花瓣褪成了灰粉。她忽然说：“陈主任今天找我聊了半小时。”

“说什么？”

“问我愿不愿意……去市质检院进修三个月。”她踢开脚边一颗小石子，石子滚进排水沟，溅起一点浑浊的水花，“带编制。”

公交车喘着粗气停在面前，门“嗤”一声打开。我看着她侧脸，路灯刚亮，光晕勾勒出她下颌线清晰的弧度，像一把收鞘的刀。“去啊。”我说。

她没上车，反而往后退了半步，鞋跟踩在积水边缘。“你呢？”

“我在这儿挺好。”

车门缓缓合拢，把她的表情关在玻璃后面。我站在原地，直到车身拐过街角，才摸出口袋里的硬糖。锡纸拆开，糖块是琥珀色的，含进嘴里，甜味先涌上来，随即舌尖泛起一丝极淡的涩——原来那点苦味，一直藏在糖核里。

回到出租屋，我翻出抽屉最底层的旧相册。纸页发脆，照片边缘卷曲。其中一张是高中毕业照，我站在后排最右边，校服袖口磨出了毛边；杨超月在前排中间，马尾高扎，笑得露出虎牙，右手食指悄悄指向镜头外——那是我站的位置。照片背面，一行铅笔字迹歪斜：“阿哲，以后工厂大门朝南开，你站左边，我站右边。”

我合上相册，手机屏幕亮起，是杨超月发来的消息：“忘了告诉你，今天那批布，检测报告我交上去时，周科长说……‘林哲的数据，从来没错’。”

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窗外月亮升起来了，清冷的光漫过窗台，把相册投在墙上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截沉默的脊椎。

第二天清晨五点，我提前两小时到厂。新车间空无一人，三台缝纫机静默如墓碑。我拧开第一台的底盖，用棉签蘸酒精清理线轴槽——老张说的卡顿症，根源在这里。棉签探进去时，碰到一块硬物。取出来，是一枚微型SD卡，指甲盖大小，卡槽边缘有新鲜划痕。我把它放进手机读卡器，屏幕跳出加密提示。

我输入十年前那个密码：YANCHENG2014。

文件夹展开，里面只有三个视频，命名分别是“2023.09.17”“2023.10.03”“2023.11.22”。点开第一个，画面晃动，角度很低，像是藏在缝纫机操作台下方拍的。镜头里，周明远的身影出现，他正把一包白色粉末倒进布料染缸，动作熟练得像在泡茶。第二个视频，他和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在厂区后巷交接，对方递过一个牛皮纸袋，周明远数了数里面的东西——不是钱，是几份盖着红章的质检报告原件。第三个视频最短，只有十二秒：周明远站在质检科窗口，把一份文件递给杨超月，而她签字时，笔尖在纸上停留了足足三秒，然后轻轻点了两下——那是我们之间约定的暗号，意思是“有诈”。

我关掉屏幕，手指按在冰凉的机身上。窗外天光渐亮，第一缕阳光斜射进来，照亮空气中浮动的微尘。它们无声旋转，像无数个微小的、不肯落地的句点。

七点二十，杨超月推门进来。她今天没穿工装，一条墨蓝色阔腿裤配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腕骨分明的手腕。她看见我手边的SD卡，没惊讶，只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周明远今早递交了辞职信，理由是‘个人发展需要’。”她顿了顿，“他昨晚连夜飞去了深圳。”

我拿起文件，纸张边缘还带着体温。“陈主任呢？”

“上午九点，全厂大会。”她走到窗边，推开一扇生锈的窗，风灌进来，吹散了车间里残留的机油味，“他说，质检科缺个科长，得有人顶上。”

阳光落在她肩头，把那截脖颈照得近乎透明。我忽然想起二十年前，也是这个季节，她家后院那棵梨树开花，落英纷飞如雪。她举着根竹竿够最高的那簇花，竹竿晃得厉害，我伸手扶住她手腕，她回头一笑，鬓角沾着一朵完整的梨花，蕊心颤巍巍抖着细小的金粉。

“阿哲，”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却像钉子楔进寂静里，“如果现在有个人，愿意把你当年那本笔记本里的所有数据，一条条做成公开数据库，让全行业的人都能查——你信不信他？”

我望着她。晨光里，她瞳孔深处有细小的光斑在跳动，像两粒烧红的炭。

我点点头。

她笑了，这次没露出虎牙，只是嘴角向上弯起一个很浅的弧度，像湖面被风撩起的一道涟漪。然后她转身，从工具架上取下一把剪刀，咔嚓剪断了缝纫机主电源线的绝缘胶皮，露出里面三股缠绕的铜芯。“那就开工吧。”她说，“趁周明远还没关掉服务器。”

我拿起万用表，表笔探向裸露的铜线。电流数值跳动着，稳定，强劲，像一条奔涌不息的河。窗外，梧桐树新抽的嫩叶在风里翻动，叶脉清晰可见，仿佛大地深处伸展的血管。

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从来就没坍塌过。它只是沉在下面，静静等着被重新接通。

比如信任。

比如盐。

比如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