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吧。”林小虎说，声音平稳，“该上场了。”

下半场，他们唱《红蜻蜓》。林小虎没穿外套，只穿那件洗得发软的蓝色运动背心，露出结实的肩线和小臂肌肉。唱到“晚风轻轻吹，红蜻蜓飞呀飞”时，他忽然脱掉一只鞋，赤着脚踩在舞台上。冰凉的木地板触感从脚心直冲头顶。他闭上眼，把话筒贴近唇边，声音低下去，像讲一个只有自己听见的秘密：“小时候，我总追着红蜻蜓跑，追到田埂尽头，它就停在我手指上……后来我才懂，它不是停下了，是等我伸出手，它才肯落。”

台下安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更汹涌的声浪。有人开始跟着哼，不成调，却无比认真。

安可环节，观众不肯散。灯光明明灭灭，像心跳。陈姐抹了把脸上的汗，对林小虎耳语：“唱《再见》吧，最后一次。”

他点头。

当钢琴前奏流淌出来，整个场馆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三千七百四十二人，齐齐屏息。林小虎站在舞台边缘，离观众最近的地方。他没看谱，也没看提词器。他只是望着前排第一排中央——那里坐着个老太太，银发挽成一个小小的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怀里抱着一个褪色的布老虎，正一动不动地望着他。

他认得那只布老虎。是他六岁生日，母亲亲手缝的。左耳缺了一小块绒毛，是被老鼠啃的。他离家那天，把它塞进帆布包最底下，没带走。此刻，它静静躺在老太太怀里，像一枚沉默的印章。

他唱：“再见，我的爱……”

声音比平时更低，更沉，带着一种近乎悲悯的温柔。唱到第二段，他忽然放下话筒，弯腰，从舞台边缘捡起那只飞来的纸鹤——它被踩过，翅膀折了一只，却依然保持着飞翔的姿态。他把它捏在手里，纸面粗糙，印着“台风‘云雀’逼近”的铅字。

“各位。”他开口，声音通过返送音箱传遍全场，清晰得像在每个人耳边低语，“今天台风要来。但我想告诉你们——我们不是躲台风的人。我们是台风眼里，站着唱歌的人。”

台下寂静。接着，一个女生站起来，举起手机，屏幕亮着，照向他。第二个，第三个……三百部手机亮起来，汇成一片微弱却执着的光海。林小虎看着那片光，忽然抬手，把纸鹤高高举起，迎向追光灯。纸鹤在强光下变得半透明，铅字轮廓模糊，却依稀可见“云雀”二字。

“所以，”他笑了，眼角微微弯起，像小时候偷吃龙眼后，被母亲抓包时那样，“下次见面，我们还在。”

最后一句，他没唱完，而是把话筒缓缓放低，垂在身侧。音乐渐弱，余音袅袅。他深深鞠躬，额头几乎触到舞台地板。起身时，他看见老太太抬起手，用布老虎的爪子，轻轻擦了擦眼角。

散场后，林小虎没立刻走。他坐在后台角落的旧沙发里，脚上只有一只鞋，另一只不知丢在哪里。吴奇隆递来一瓶啤酒，铝罐冰凉。苏有朋默默拧开瓶盖，泡沫溢出一点，滴在林小虎手背上，凉丝丝的。

“陈姐呢？”林小虎问。

“去应付记者了。”吴奇隆耸耸肩，“那帮人像闻到腥的鲨鱼。”

林小虎点点头，仰头喝了一口。啤酒苦涩，气泡在舌尖炸开。他盯着天花板上一道漏水留下的褐色水渍，形状像只展翅的鸟。“明天，《民生报》头条，是不是要写‘小虎队风暴席卷台北’？”

“大概。”苏有朋靠在沙发扶手上，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衣角，“不过，我刚收到消息——文化局批文下来了。‘青春风暴’全国巡演，第一站，厦门。”

林小虎握着啤酒罐的手指，几不可察地收紧了一下。厦门。离晋江，坐船两小时。

窗外，远处传来闷雷滚动的声音。台风“云雀”的前锋，已经抵达基隆港。

他低头，摊开手掌。那只纸鹤静静躺着，折痕锋利，纸面粗糙。他拇指轻轻抚过“云雀”二字，动作很轻，像拂去一粒尘埃。

“奇隆。”他忽然开口。

“嗯？”

“下个月，帮我找张船票。”林小虎的声音很轻，却像钉子，稳稳楔进雷声的间隙里，“去厦门。”

吴奇隆没问为什么，只是点头，把手里那罐没开封的啤酒，轻轻放在林小虎空着的那只脚边。

苏有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小字：“晋江东石镇，厝仔村，林家老宅”。字迹工整，像是抄了很多遍。“我托人查的。”他说，“你妈，还在那儿。”

林小虎没接纸条，只是把它按在膝盖上，用指腹一遍遍摩挲那行字。纸条边缘已经起了毛边，墨迹微微晕染，像被雨水打湿过。

雷声更近了。一道惨白闪电劈开天幕，瞬间照亮后台——吴奇隆半张脸浸在光里，苏有朋垂着眼，睫毛在眼下投出小片阴影。林小虎抬起眼，望向窗外。乌云如墨，翻涌不息，而云层裂开的一线缝隙里，竟透出一线极淡的、近乎透明的青色。

像极了小时候，暴雨将歇时，母亲推开天窗，让他看的那一小片天空。

他端起啤酒，对着那线青色，轻轻碰了碰罐身。

“敬明天。”他说。

酒液晃荡，在罐壁留下一道湿润的痕，转瞬被空气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