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深秋，密支那的凤凰树落完了最后一批叶子。

红彤彤的花瓣铺了一地，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厚地毯上。余洁琳看着满地的花臂，说这些花瓣处理完之后可以用来沤肥，于是就让家属村的妇女们扫了一筐又一筐，堆在荣军农场的田间地头。赵四拄着拐杖站在地头，看着那些花瓣，笑得合不拢嘴。

“还是夫人聪明，这是免费的好肥料，说不定咱们明年稻子还能多打两成。”

日子过得比预想的稳。

但稳的背后，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子里转——技术。

我们的部队目前已经有五万人马，装备有美械、有苏械、有缴获的日械，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是目前部队里能修这些装备的人，我掰着手指头就能数过来。乔·拜登只有一个，殷嘉文只有一个，技术士官第一批第二批加起来才一百多人。坦克坏了找他，大炮坏了找他，电台坏了也找他。乔·拜登忙得脚不沾地，一天到晚泡在维修车间里，连吃饭都在车间里对付。

“王，这样下去不行。”乔·拜登有一次从车间里爬出来，浑身油污，脸上的黑灰擦都擦不干净，“我只有一双手，修不过来。你得给我人。”

“人从哪来？”

“招。从部队招，从老百姓里招，从克钦族里招。只要脑子好使、肯学，我就教。”

我看着他那张黑乎乎的脸，心里一动。“乔，你想不想当老师？”

他愣了一下。“什么老师？”

“咱们办一所学校怎么样？技术学校。我让你当校长，教机械、维修、土木。陆佳琪教装甲，冯锦超教炮兵，余洁琳教医疗。殷嘉文那些人当助教。从部队和老百姓里招生，免费教学，包吃包住。毕业了，分配到部队、工厂、农场。”

乔·拜登的眼睛慢慢亮了起来。他放下手里的扳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

“王，你这是认真的？”

“认真的。”

“那我跟你提个条件。”

“说。”

“学校的设备，你得给我配齐。机床、焊机、测量工具、教学模型，一样不能少。没有设备，我教不出好学生。”

“设备的事，我来解决。你只管教。”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行。我干了。”

办学校的事，在核心会议上提出来后，大家一致同意。

黄翔主动请缨负责学校的筹建工作。他带着工兵团的人，在密支那城东选了一块地，紧挨着工业区，交通方便。工兵团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盖了三排砖木结构的平房，作为教室和宿舍。又盖了一个大车间，作为实训基地。

设备是最头疼的事。机床、焊机、测量工具，这些东西在缅甸买不到，得从外面运。田超超通过香港的渠道，从英国和印度买了一批旧设备，虽然旧，但能用。乔·拜登带着技术士官们，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把设备一台一台调试好，安装到位。

学校取名“澜沧职业技术学校”。名字是我想的，不花哨，实在。

“职业技术学校，就是教技术的。不教打仗，教吃饭的本事。”

招生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来报名的人挤破了门。有部队的士兵，有家属村的青年，有克钦族、掸邦、傈僳族的子弟，有从国内逃难过来的年轻人。最大的三十岁，最小的十五岁。有人识字的，有人一个大字不识。但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想学一门手艺，想活下去，想活得更好。

第一批招了一百二十个人，分四个班。机械班、维修班、土木班、通讯班。余洁琳又加了一个医疗班，专门培养护士和卫生员。

开学那天，我站在学校门口，对着那一百二十个年轻人说了一句话。

“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发财。是为了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养活这片土地。”

一百二十个人站得笔直，没有人说话，但所有人的眼睛都很亮。

乔·拜登如愿的当了学校的校长，同时还兼任着机械班和维修班的老师。他站在讲台上，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讲课，讲到激动处就蹦出几句英文，然后让旁边的技术士官翻译。他的课不枯燥，因为他教的都是实战经验。坦克发动机怎么拆，变速箱怎么修，履带怎么换，都是他在战场上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

“这个螺丝，拧紧了，坦克能跑一百公里。拧不紧，跑十公里就松了。松了，履带掉了，坦克趴窝了。趴窝了，就是敌人的活靶子。”

学生们听得入神，有人在本子上记，有人盯着他手里的工具看，有人嘴里念念有词。

陆佳琪教装甲战术。他站在校场上，指着那辆被当作教具的谢尔曼坦克，声音大得像打雷。

“坦克不是铁棺材，是铁拳头。拳头怎么打？不是伸出去就算了，要打准，要打狠，要打得敌人爬不起来。你们学的是修坦克，但你们要知道坦克是怎么打仗的。知道了，才知道哪里容易坏，坏了怎么修。”

学生们围着坦克，有人钻到车底下去看底盘，有人爬上去看炮塔，有人打开发动机舱盖看里面的构造。殷嘉文带着技术士官们，手把手地教他们拆装零件。

“这个叫活塞，发动机的心脏。它坏了，发动机就废了。”

“这个叫曲轴，把活塞的上下运动变成旋转运动。它坏了，坦克就趴窝了。”

“这个叫变速箱，把发动机的动力传到履带上。它坏了，坦克就跑不动了。”

学生们听着，记着，有人问问题，有人动手拆。一个克钦族青年，叫阿瓦，二十岁，身材敦实，手指粗短，但拆起零件来异常灵巧。殷嘉文教他拆了一台发动机，他看了两遍就会了，拆下来的零件按顺序摆得整整齐齐。

“阿瓦，你以前修过东西？”殷嘉文问他。

“没有。”阿瓦的中文带着浓重的克钦口音，“但我爸是铁匠，我从小看他打铁。”

殷嘉文笑了。“铁匠的儿子，天生干这行的料。”

阿瓦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

余洁琳的医疗班开在野战医院旁边。她带着十几个女学生，教她们打针、换药、接生、护理。学生们大多是华侨和克钦族的姑娘，有的连字都不认识，但学起来很认真。

余洁琳在黑板上画了一张人体骨骼图，指着上面的骨头一根一根地教。

“这是头骨，保护大脑。这是肋骨，保护心肺。这是股骨，大腿骨，人体最长的骨头。”

学生们跟着她念，磕磕绊绊的，但没有人放弃。

一个克钦族的姑娘，叫玛瑙，十八岁，眼睛很大，手很巧。她学打针，一开始手抖得厉害，扎了好几次都扎不准。余洁琳握着她的手，一遍一遍地教，直到她学会了。

“玛瑙，你以后想干什么？”余洁琳问她。

“我想当护士。”玛瑙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们寨子里没有医生，有人生病了，只能硬扛。我想学了回去，帮他们治病。”

余洁琳摸了摸她的头。“好姑娘。”

技术学校的创办，为澜沧军培养了一大批本土技术人才。第一批学生还没毕业，就有一些华侨的工厂和部队来要人了。陈顺超的工兵团要土木班的学生，乔·拜登的维修车间要机械班和维修班的学生，陆佳琪的装甲旅要装甲维修的学生，野战医院要医疗班的学生。

“军座，这批学生，我要十个。”陈顺超站在我面前，眼睛放光。

“十个？你胃口不小。”

“修路、架桥、盖房子，都需要懂技术的人。工兵团的老兵只会扛锹挖土，不懂图纸，不会测量。这批学生正好补上。”

“等他们毕业了，再说。”

学校的运转需要钱。设备、教材、教具、学生的食宿，每一样都要花钱。田超超把账本摊在我面前，指着上面的数字。

“军座，技术学校这个月支出了三千美金。主要是买设备和教材。”

“三千美金，不少。”

“但值。”田超超合上账本，“这批学生毕业了，就是咱们自己的技术骨干。不用再求外人。”

我点了一根烟。“值，而且还得接上，第二批第三批，要抓紧做好准备。如果可以用的人不够，就去老家那边招，给待遇给福利给土地，只要他们肯来。”

田超超知道，我说的“老家”是指国内方面，现在重庆和中共在国内打的昏天黑地，老百姓生活艰难，缅北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庇护之所，从云南过来也方便，而且这一块说白了基本上底子都是我们远征军的人，过来了很快就能融入到一起。

经济在快速发展，问题也跟着来了。

翡翠矿的收入稳定了，边境贸易开通了，华侨资本进来了，工业区里的工厂一家接一家地开。碾米厂、织布厂、木材厂、肥皂厂、印刷厂，还有陈老板和林老板的纺织厂。工人从最初的几十人增加到了上千人，产品从密支那卖到了八莫、葡萄，甚至卖到了云南边境。

但经济一热，物价也跟着涨了。

大米的价格比年初涨了三成，布匹涨了两成，盐巴涨了四成。工业品本来就短缺，现在更贵了。老百姓手里有钱，但买不到东西，或者买不起东西。

少数做生意的华侨和本地商人，借着这波热潮发了财。有人囤积居奇，有人哄抬物价，有人以次充好。贫富差距一下子拉大了。有人在工厂里做工，一个月赚的钱够全家吃饱；有人在荣军农场种地，收成好了能过日子，收成不好就得勒紧裤腰带；还有人在城门口摆摊卖点零碎，勉强糊口。

一天，王涛拿着一份报告走进我的办公室，脸色不太好看。

“军座，城西的家属村有人闹事。”

“闹什么事？”

“几个老兵家属在粮店门口吵起来了。说粮价太高，买不起米。粮店的老板说进价就贵，他也没办法。两边吵得不可开交，差点动手。”

我放下手里的铅笔。“走，去看看。”

城西的粮店门口围了一圈人。几个穿着旧军装的女人站在最前面，手里攥着布袋，脸上全是愤懑。她们的男人都是澜沧军的伤残老兵，在荣军农场种地，或者在工厂做工，收入不高。粮价的上涨，对她们的影响最大。

“王副军长来了！”有人喊了一声。

人群让开一条路。我走过去，看着那几个女人，心里不好受。

“大嫂，怎么回事？”

一个女人站出来，眼圈红了。“军座，米价涨得太快了。上个月一斤米还两毛，这个月就三毛了。我们家五口人，一个月要吃五十斤米，光米钱就要十五块。我家男人在农场干活，一个月才挣二十块，剩下的五块钱要买盐、买油、买布，哪够啊？”

另一个女人接话。“不光米价涨，布也涨，盐也涨。什么都涨，就是工钱不涨。”

我转过身，看着粮店的老板。老板是个华侨，姓周，四十多岁，胖乎乎的，脸上的表情很为难。

“周老板，米价为什么涨？”

“军座，不是我要涨，是进价涨了。掸邦那边的粮商涨价了，一担米比上个月贵了五成。我不涨价，就得亏本。”

我沉默了一会儿。

“周老板，你进一担米，卖出去，能赚多少？”

周老板犹豫了一下。“军座，我说实话。进价十块，卖十二块。赚两块。”

“以前呢？”

“以前进价六块，卖七块。赚一块。”

“进价涨了，你的利润也涨了。”

周老板的脸色变了。“军座，我——”

“我不是说你不能赚钱。做生意，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但不能赚黑心钱。老百姓买不起米，你赚再多，也是空的。没有人买你的米，你的米烂在仓库里，你赚什么？”

周老板低下了头。

“从今天起，粮价由政府定。进价多少，加一成利润，卖。不准囤积，不准抬价。谁违反，吊销执照，没收货物，逐出密支那。”

周老板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没有说出来。

我转向人群。

“大嫂们，米价的事，我来解决。你们回去，等消息。”

那几个女人的脸色好了一些。

回去的路上，王涛开着车，沉默了很久。

“军座，物价的问题不光是米。布、盐、油、肥皂，都在涨。”

“我知道了。”

“那咱们怎么办？”

“定价。政府定价。所有生活必需品，由政府统一定价、统一销售。商人可以从政府进货，按政府定价卖，赚固定的利润。不准私自涨价，不准囤积居奇。”

“这样会不会得罪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