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是他曾宣誓效忠的旗帜和那些模糊的“民族大义”。他想起了初入军统时的热血，想起了那些在日军轰炸中死去的同胞，一丝微弱的负罪感像针一样刺着他的良知。他想：“国之不存，家将焉附？我此举，与汉奸何异？”这是基于传统士人气节和民族主义教育的视角。

但另一方，是赤裸裸的现实恐惧和对未来的算计。香港沦陷时地狱般的景象，军统内部高层的倾轧与无能，以及他内心深处对死亡最本能的畏惧，都在啃噬着他那本就并不坚定的信念。更重要的是，他远在上海的妻儿，那张被他摩挲得起了毛边的全家福照片，是他最大的软肋。杉田精准地抓住了这一点。“程先生，乱世之中，活下去，让家人活下去，才是最基本的‘义’。”杉田的声音如同恶魔的低语，“你们的孟子不也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吗？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主义’，让程家香火断绝，让你的妻子流落街头，这就是你追求的‘义’？”

两种价值观在他脑中激烈碰撞。最终，对个人小家安危的极度恐惧，以及对自身性命的眷恋，压倒了对宏大叙事的忠诚。一种破罐破摔的、试图为自己开脱的逻辑占据上风：“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这场战争，我们……或许本就赢不了。何必为了注定失败的事业，赔上一切？活下去，至少能看到结局……”这是乱世中部分知识分子在理想幻灭后，转向极端利己主义的悲剧性视角。

他猛地抬起头，眼中布满了血丝，那是一种豁出去的、带着绝望的疯狂：“好！我说！但我有个条件！不只是我和我的家人，还有……我在上海银行保险柜的凭证，里面的东西，你们必须原封不动地帮我取出来！那是我半辈子的积蓄！”

杉田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鄙夷，但脸上却露出了“满意”的神情：“很公平。程先生，请讲。你的价码，我付了。”

程海颐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又仿佛坠入了更深的深渊。他语速飞快，如同背诵般说道：“黛……她不是普通学者。她家族与‘创世纪’有渊源，她本人精通多种失传的古文字和秘传知识……她下一步，如果常规渠道全断，一定会尝试启用‘创世纪’留下的最后应急线路——一条几乎不为人知，利用……利用澳门‘同善堂’的慈善物资通道作为掩护的线路。那是明清时期传教士留下的古老网络之一，她有能力破解其中的接头暗号，那暗号基于……基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残页与邵雍《皇极经世》的某种结合……”

他一股脑地将自己所知道（或猜测）的、关于黛的知识背景、“创世纪”可能利用的历史隐秘网络，以及那条极其特殊的澳门线路和盘托出。他甚至凭记忆，画出了那个复杂暗号系统的几个关键变体符号。

杉田仔细地听着，对照着之前获得的情报，程海颐提供的细节，完美地填补了拼图的空白。逻辑链条变得清晰起来。他挥了挥手，让宪兵将如同虚脱般的程海颐带下去“休息”。

审讯室里恢复了寂静。杉田走到墙边，看着墙上挂着的一幅缴获的、略显幼稚的儿童画，画上是阳光、花朵和一个手拉手的家庭。他的副官低声问：“大佐，您相信他吗？一个背叛者的话……”

杉田没有回头，声音冷漠如铁：“背叛者的话未必全真，但他为了活命而付出的‘诚意’，往往比忠诚者的誓言更值得参考。因为他已经付出了无法回头代价，只能紧紧抓住我们这根唯一的稻草。”他顿了顿，补充道，这句话既是对副官说，也像是在对自己内心某种不确定性的确认，“《韩非子》有云：‘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掌控了程海颐最大的利益和恐惧，就能驱使他为我们耗尽最后一丝力气。立刻部署，重点监控澳门‘同善堂’的所有关联渠道和人员。同时，继续在全城搜捕黛，施加压力，迫使她只能走向我们为她预设的……最后的陷阱。”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藏身于一段废弃地下排水管道的黛，并不知道自己最后的退路，已经被一张由背叛和精准算计织成的网，牢牢罩住。她只是凭借着直觉和对白鸽承诺的坚守，在黑暗中，向着那渺茫的、通往澳门的方向，艰难前行。她手中紧握的，已不仅仅是那卷胶片，更是白鸽用生命点燃的、未曾熄灭的火焰，以及对抗身后无边黑暗的、最后的信念。而这信念的价值，正被另一群人，用最肮脏的价码，反复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