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的香港，空气仿佛凝固成了沉重的铅块，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硝烟将至的窒息感。日军在东南亚的军事调动已不再是秘密，舰队在南海游弋的阴影透过无线电波，压在每个知情者的心头。湾仔“墨韵斋”地下密室里，气氛比往日更加凝重。昏黄的灯光下，“账房”将一份刚刚破译的急电推到黛面前。电文内容简洁却致命：上海方面截获到模糊信息，指向香港经济科内部有异常信息泄露，怀疑对象未明，但调查的风向似乎正在向周景明所在部门偏移。

“我们的‘夜莺’，恐怕已经引起了猎人的注意。”“账房”的声音低沉，带着金属般的冷硬。他摘下金丝眼镜，用力揉着鼻梁，眼角深刻的皱纹里嵌满了疲惫。“内部审查的疑点尚未厘清，外部的威胁已然逼近。周景明这个人，贪婪而怯懦，一旦被正式调查，崩溃和招供是必然的。他会像落水者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把我们供出来，以求自保，或者换取日本人的庇护。”

黛看着电文，心脏如同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周景明这条线一旦暴露，不仅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更意味着他们在香港精心构建的网络将面临被顺藤摸瓜、连根拔起的危险。所有的努力，所有同志的牺牲，都可能因为这一个脆弱环节的断裂而付诸东流。

“必须在他开口之前，切断这条线索。”黛的声音平静，但指尖却微微发凉。她脑海中闪过上海歌剧院那场惨烈的牺牲，绝不允许同样的结局在香港重演。

“但不是简单的清除。”“账房”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鹰隼，“那样太过明显，反而会引来更深入的追查。我们需要一场‘意外’，一场能将所有人的视线引向别处的‘意外’。要让周景明的消失或沉默，看起来是另一股势力所为，是情报战场上司空见惯的互相倾轧。”

一个大胆而危险的计划，在“账房”冷静的叙述中逐渐成型——嫁祸于军统。

“军统在香港活动频繁，与日伪势力水火不容，刺杀、绑架事件时有发生。他们是最好的‘替罪羊’。”“账房”走到墙边，手指划过香港地图上几个军统已知的活动区域，“周景明作为经济科长，掌握物资调配，与日本商社往来密切，军统完全有理由对他下手。我们要做的，是导演一出军统‘锄奸’的戏码。”

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冷酷的推演：

1. 情报铺垫： 通过其他不易追溯的渠道，向日本特务机关和港英警方“匿名”透露模糊线索，暗示周景明与重庆方面存在某种“不妥当”的接触，可能是被勒索，也可能是暗中交易。埋下猜疑的种子。

2. 伪造证据： 精心伪造几封来自“军统香港站”的指令信（使用军统惯用的密写方式和信纸），内容是催促周景明提供更多内部情报，并威胁其若再不配合将采取“必要措施”。这些信件，将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在周景明的办公室或住所。

3. “锄奸”现场： 制造一场看似军统风格的刺杀未遂或绑架现场。地点选在周景明常去的、位于军统活动区域边缘的某个俱乐部附近。行动人员使用军统常用的武器（如美制柯尔特手枪），在现场故意遗落一件与军统相关的、无法追查具体来源的微小物证（如特定型号的弹壳，或一块印有模糊标记的布料）。

4. 舆论引导： 事件发生后，通过掌控或影响的小报，释放出“经济科周科长或因涉及敏感物资渠道，遭重庆方面清除”的风声，将舆论坐实。

“《战国策·楚策二》有云：‘李代桃僵，势也。’”“账房”语气冰冷，“牺牲周景明这棵‘僵’木，保全我们整个网络的‘李’树，是当前局势下的必然选择。而且，此举还能加剧日伪与军统之间的矛盾，可谓一石二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