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到达时，这位原本做钳工的区委书记正在吃晚饭。托卡列夫招呼保尔坐在桌旁。

“有什么新情况，说说看吧。达丽娅，给他盛盘饭过来。”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丽娅·福类尼史娜长得高大粗壮，跟她丈夫正好相反。她端来一盘黄米饭，放在保尔面前，用白围裙擦擦湿润的嘴唇，亲切地说：

“亲爱的，快吃吧。”

从前，托卡列夫还在铁路工厂上班的时候，保尔经常在他家坐到很晚才走。这次还是他回城以来引起众多工人的反响，他们大声地念着文章，并热烈地讨论起来，晚上，参加团员会大会的人特别多地讨论的中心议题便是那些文章。

菲余被开除了团籍，团委会新增加了一名主抓政治教育工作的委员，就是保尔·柯察金。

涅日丹诺夫讲话，大家格外的安静，听得格外的认真。他在讲话中指出铁路工厂已进入了新阶段的局面，并谈到工厂面临的新任务。

散会后，保尔在外边，等着茨韦塔耶夫出来。

“一起走吧，咱们谈谈。”他走到茨韦塔耶夫面前，说道。

“谈什么？”茨韦塔耶夫语气生硬。

保尔挽住他的胳膊，同他并肩走了几步，来到一张长凳旁边。

“坐一会儿吧。”保尔自己先行坐下。

茨韦塔耶夫坐下了，手里的香烟烟头忽明忽暗，闪烁不定。

沉默蔓延在两人之间，有好几分钟。

“茨韦塔耶夫，说吧，你为什么讨厌我？”

“原来你要谈这个，我以为与工作有关呢？”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讶，显得很做作。

保尔毅然把手放在茨韦塔耶夫的膝盖上。

“别装了，有话就直说。为什么你老是看我不顺眼？”

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扭扭身子。

“缠我问这干吗？谁恨你了？最早提出让你出来工作的是我。当时你一口拒绝了。结果现在倒像是我在排挤你似的。”

保尔听不出半点诚意。于是仍旧把手按在他的膝盖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说：

“你不想说，那让我来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以为我想挡你的道，想挤下你坐上书记的位子，对不对？如果不是这么回事，你也不会为了菲余的事跟我大闹一场。这样别扭下去对我们的整个工作是有害无益的。要是这仅仅影响咱们两人之间的关系，那无所谓，随便你去怎么想都成。可以后咱们还要一起工作，这样产生的后果会怎样？所以，你听我说，咱们毫无必要势不两立。你我一样，都是年轻工人，只要你认为大家共同的事业是第一位的，就把手伸给我，从明天起咱们团结协作一起努力。如果你不愿剔除那个小人念头，继续破坏原则作无谓的纷争，那么，为了不损害事业，我会寸步不让，坚持斗争。这是我的手，伸向你。握住吧，这是同志的手。”

保尔非常满意，他感觉到在他的手掌上，已经放上了茨韦塔耶夫那骨节突出的大手。

一星期后，快下班了，区党委的各个办公室已渐渐安静下来。托卡列夫还没走。这位老人正坐在圈椅里，全神贯注地看一些新材料。这时候有人敲门。

“进来！”托卡列夫说道。

进来的是保尔，他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在书记面前。

“这是什么东西？”

“是我担负责任的时候了。您看，老人家，这是我的保证。全是诚心的话，支持我吧！”

看了表格，又看了一眼年轻人，托卡列夫在保尔的入党介绍人入党年份栏上认真地、工整地写上“一九○三年”，随后在旁边附上自己的名字。

“我非常信任你，孩子。你会为我争气的。”

房里又闷又热，使人透不过气来。人人都想去那火车站旁的索罗缅卡路边的树下凉快会儿。

“保夫卡，我都快热晕了，别学了。”茨韦塔耶全身大汗地对保尔说。卡秋莎等人也附和着。保尔合上书，结束了学习。

正当大家要走的时候，那部挂在墙上的老电话响起了刺耳的铃声。茨韦塔耶夫抓过话筒用最大的声音向电话喊着。

他挂了电话，回身对保尔说：

“装载着波兰领事馆外交人员的两节专车上的灯坏了，车开出车站前必须修好。保尔，你还有差不多一小时的时间。这是个紧急任务。”

一号站台，两节国际列车的豪华车厢。一节里灯火明亮，宽大的窗户向外射出一片明亮的光线；另一节却漆黑一片。保尔来到车厢旁，正要抓着扶手走进车厢。这时，从岗厅那边跑来一个人，他按住了保尔的肩膀，问道：

“嘿，你要去哪儿？”

熟悉的声音使保尔回头向那人看去。头顶大盖帽，身穿皮夹克，鼻子细长而高，还满脸严肃。

看见是保尔，阿尔秋欣松开了手，表情也不再严肃，但他却还是不解地盯着保尔手中的工具箱。

“你要去哪儿？”

保尔向阿尔秋欣说明了情况。

这时，又过来一个人，说：

“我去把列车员叫过来。”

保尔跟着列车员走进车厢。车厢里坐着几个衣着考究的旅行装束的人。铺着玫瑰花纹的丝绸桌布的桌子旁坐着一个女人，她正和对面的一位站着的军官聊天。保尔一进来，他们就不再谈论了。

保尔迅速检查了车厢通往走廊的线路，接着走出了那节灯火通明的车厢，继续查找故障的所在。列车员紧跟着保尔。这人非常粗壮，制服上的铜纽扣上刻着猫头鹰的图案。

“这边一切正常，去另一节车厢看看，毛病应该出在那儿。”

粗壮的列车员打开了门，走廊上一片黑暗，只有保尔的手电筒射出一束光线照在电线上。不一会儿，故障找到了。又过了几分钟，有一盏灯亮了，走廊里也被照亮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