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师找我母亲谈得事情很简单，就是希望家里能送我去上一下课外班。

理由是，我那年已经上五年级，如果仅仅只在学校的借读班上课，到六年级毕业时怕不是会影响考初中的成绩。

李老师的话说得很委婉，特意用了“希望”这样的字眼，并且有些话说得很含糊，让母亲听得不是特别明白。

母亲由此对李老师的动机产生了怀疑，表示这件事家里需要开个家庭会商讨一下。

李老师赞扬了母亲对于家庭民主的坚持，并没有多说什么。

我却在心中暗自窃喜，觉得如果去了课外班，我就能想韩鹿一样轻松拿下数学课上的“拔高题”。

没有想到，我回到家以后，母亲却又给我上了一课。

“上什么课外班？

你那什么老师敢说他跟课外班没有联系吗？

没有联系他能把老师姓什么，在哪办班，收费多少都说得那么清楚？

我看他就是在给自己家的买卖拉生意呢！

还打着什么怕耽误了孩子的旗号，他怎么不说是他上课时不好好教呢？”

我没有想到母亲的反应这么大，当时的我更加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是这个反应。

在学校的时候，母亲和李老师明明交谈得挺自然的啊。

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在现代社会，当一个人没有钱了，会变得多么暴躁。

我想，人们并非是仓廪实和衣食足才知道荣辱礼节，只不过是在吃饱穿暖之后，才有好脾气跟你好好说话。

就如同当年春节时的那部“现象级”电视剧《水浒传》一样，人们吃不饱饭时，想得只会是上梁山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