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苑旧址的八角高台之下，药田里的异香散入灰蒙蒙的暮色里。
严嵩与张居正一前一后走过新铺的青石甬道，从西苑旧址到长安右门不过二里地，一路上，面色并不轻松。
钱粮！！
这是一个大问题...
王之垣坐在凉亭里，手里攥着那张皱巴巴的《顺天府城市管理条件》抄本，指节发白。这抄本是方才在亭子柱子上揭下来的，墨迹未干，边角还沾着一点未干的浆糊。他盯着第一条“凡街市摊贩，须在指定区域摆设”看了半晌，喉结上下滑动了一下，却没发出声来。
身后忽有脚步声，不急不缓，踩在水泥地上，发出一种沉闷而规整的“嗒、嗒”声。他下意识回头，只见两个穿黑鱼服的警察并肩走来，腰间铜包木棍随步轻晃，发出细微的金属叩击声。两人皆未佩刀，只左臂袖口绣着一枚银线勾勒的“警”字，右臂则是一枚小小的铜质徽章——中间是顺天府衙门印，外圈一圈细密云纹，底下压着“嘉靖四十一年立”七字楷书。
为首那人年约三十，面相清癯，眉骨高而眼神沉静，见王之垣回头，并未呵斥，只微微颔首，目光扫过他手中告示，又落回他胸前那枚银丝绣就的“举人”铭牌上，停了半息，才开口：“这位举人老爷，歇够了？前头国子监马车刚走，下一趟还有两刻钟。若不赶路，可去西华门内‘举子驿’登记暂住，凭文牒领号牌，三日内不缴二两银子，便要移出城外。”
王之垣一怔，下意识摸了摸怀里那封山东提学使亲笔开具的荐举文书，又低头看看自己洗得泛白的青布直裰，袖口磨出了毛边，却还熨得平平整整——这是他离家前，母亲熬着灯油一针一线缝补熨烫的。他张了张嘴，想问一句“举人也需缴银？”但话到唇边，却见那警察已转过身，朝亭外一位正欲当街泼水的老妪抬手示意，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大娘，第三条，门前地面须自扫，垃圾入桶。桶在巷口第二棵槐树下，蓝漆标号三十七。”
老妪忙不迭收了木盆，赔笑道：“哎哟，差爷说得是，是老婆子糊涂了！”她踮脚往巷口张望一眼，果然见一棵老槐树下排着七八只蓝漆铁皮桶，桶身上用白漆写着编号，整整齐齐，像列队的兵丁。
王之垣怔住了。
十年前他来京时，这条巷子还叫“臭沟胡同”，因雨水常年淤积、粪水横流得名。他记得清楚，那时连轿夫都不愿抬轿入内，宁可绕行半里地。如今巷口槐树新栽不久，枝叶尚嫩，树影下却干干净净，连片落叶都寻不见。墙根刷着灰白石灰，墙头爬着几丛牵牛花，紫的、蓝的，在六月的风里轻轻摇曳。
他慢慢站起身，背上书箱硌得肩胛骨生疼。那书箱里装的不是寻常四书章句，而是山东巡抚衙门特许翻印的《本经初稿》——厚厚三册，纸页泛黄，边角卷曲，全是这两年他挑灯夜读、朱批密密麻麻的心血。他原以为进京之后，能住进会馆，与天下举子论学辩难，听大儒讲《易》析《礼》，再不济，也能在琉璃厂书肆淘几部孤本，与同乡切磋考据。可眼前所见，哪有半分文气氤氲？只有黑衣警察、水泥大道、蓝漆铁桶、呼啸而过的十一路马车，还有那张贴满街巷、字字如刀的《城市管理条件》。
他迈步出亭，脚底踩过水泥路面，坚硬、平整、毫无颠簸。一辆骡车从旁驶过，车夫扬鞭却不吆喝，只按着车辕上一块黄铜铃铛，叮当、叮当，节奏分明。车后拖着个铁皮车厢，里面堆满捆扎整齐的青砖，砖缝里还嵌着未干的灰浆。王之垣认得那砖——工部新烧的“景泰砖”，火候足、吸水少、抗压强，去年山东督粮道曾调拨五百车运往登州修海塘，价比寻常青砖贵三成。如今竟被拉进京城，铺在某条无名小巷的排水暗渠之上？
他忽然记起临行前，父亲躺在竹榻上，咳得肺腑震颤，却仍攥着他手腕，浑浊的眼睛盯着房梁，哑声道：“之垣……你去了京城，莫只顾读那《本经》。多看看人。看看那些穿黑衣的，看看那些坐马车的，看看那些倒水进桶的老妪……看看这世道，到底在往哪走。”
当时他只当是病中呓语，敷衍应了。此刻站在永定门内第三条横街的十字路口，望着四方人流如织，却再无一丝杂乱——卖糖人的蹲在东角划定的圆圈里，挑担的菜农沿着南侧白线缓步前行，推独轮车的汉子自觉靠右，马车全数汇入中央宽道，行人则沿两侧灰砖步道缓行，偶有孩童跑跳，立时有巡警伸手虚扶，既不阻拦，亦不纵容。
秩序，不是教化出来的秩序，是逼出来的秩序。
王之垣喉头一哽，竟有些喘不上气。
他下意识摸向怀中，想掏出手帕擦汗，指尖却触到一封硬物——那是他托济南府一位老匠人亲手雕的象牙镇纸，上刻“守正出奇”四字，原是预备呈给主考官的贽礼。可如今，他连主考官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听说今科主考已非翰林院老臣，而是工部侍郎兼顺天府尹王崇古，此人去年督建通州漕仓，亲手设计“滑轨卸粮法”，省人力七成；前月又在顺天府试推行“活字排版印卷术”，千份试卷三日毕印，墨色如一，字迹不晕。
一个管粮仓、搞印刷的工部侍郎，来当秋闱主考？
王之垣手指蜷紧，指甲掐进掌心。
正恍惚间，身后忽传来一阵喧哗。他回头望去，只见一队警察押着七八个汉子自西而来，人人蓬头垢面，衣衫撕裂，手脚俱被麻绳捆缚，颈后插着白纸黑字的木牌：“占道设摊，屡教不改”。队伍最末，一个瘦高男子被两名警察架着双臂拖行，口中兀自嘶喊：“我不服！我祖上三代都在这摆摊！我爹死在这儿！我娘埋在这儿！你们算什么东西？！”
带队的巡官未答，只抬手一指街角新立的石碑。碑面光滑如镜，上镌朱砂大字：“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廿三，顺天府立。凡占道者，初犯罚银五钱，再犯罚银一两，三犯押送宛平县收容所，役期三月。”
那瘦高汉子一愣，随即狂笑起来，笑声尖利如锯：“收容所？好！好！我倒要看看，你们那收容所，吃不吃得下我王老蔫这身反骨！”
话音未落，巡官忽抬手，身后一名警察立即解下腰间铜包木棍，棍头朝上，稳稳抵住王老蔫下颌。动作干脆，不带半分怒气，却令那狂笑戛然而止，只剩粗重喘息。
王之垣看得真切：那警察手腕上戴着一只皮套，套内嵌着半枚铜牌，隐约可见“宛平分局第三巡组”八字阴文。
他忽然想起一事——昨夜宿在永定门外临时搭的举子棚里，曾听隔壁两个山西举子低声议论：说这收容所并非牢狱，而是工部新设的“技能训导营”，进去的人白天学泥瓦、木作、织机、铸铁，夜里识字算账，三月期满，发给“良民执照”，还可凭此照入工部辖下各作坊做工，月俸二两五钱，另供食宿。
“真有这事？”他当时忍不住插了一句。
山西举子斜睨他一眼，冷笑：“怎么没有？我表兄去年冬就在昌平收容所待过三个月，如今在琉璃厂印书局做活字校对，每月拿三两银子，比秀才教书还强些。”
王之垣默然。
此时，那支押解队伍已拐过街角。他怔立原地，汗珠顺着额角滑落，滴在水泥地上，“滋”地一声，蒸腾不见。
远处，一座新建的钟楼敲响午时三刻。钟声洪亮，穿透市声，竟不刺耳，反似带着某种奇异的韵律，一下，又一下，沉稳如心跳。
他抬头望去，钟楼飞檐下悬着一面新铸铜钟，钟体光洁，映着六月骄阳，熠熠生辉。钟楼底层开着三扇拱门，门楣上悬着三块黑底金字匾额，自左至右分别是：“户政司”、“税政司”、“警政司”。
没有“礼部”、“吏部”、“刑部”。
只有顺天府自己的衙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