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补锅、补碗、剃头、修眼镜这样的手工艺者,以及部分夫妻店,全市商户和货郎的数量,加起来也仅有不足一万人。

而且上海不是个例,比如武汉,也有四千多家夫妻店,以“合作”的名义留存,这种情况几乎在大城市都有,并不罕见。

若是张昉能顺利“留任”,那他就是上海留存的万分之一。

之所以还能保留这么多,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照顾部分商贩,比如有些剃头、补锅、磨刀、锔碗、钉秤的老手艺人,年老体衰,不可能像年轻人一样上下班,又不能不管他们的生活,就允许他保留摊位,生活自立。

还有的是家庭困难,没有一技之长,由于错过了大招工时期,也没机会进厂,就让他开个熟水铺之类的小店养活自己,也能服务群众。

另一个则是为了方便群众,这个主要针对远郊农村,从业者便是货郎。

因为要照顾到偏远地方的群众,所以那时候的货郎是有“任务”的,必须多少天去一次乡下,不达标就有可能会换人。

相当于是移动的供销点。

但盈亏自负,供销社只管提供货源,并监督售卖价格,其他一概不管。

单单这一条,就基本排除了关系户,有那个关系干什么不好,干个风吹日晒的货郎?

而这种剩下的名额,一般都是从“幸存”货郎里面选,张昉的机会就比较大了。

除了这两种有正式经营执照的,另外还有一种临时性的,那些就不在这个数字范围之内,具体无法统计。

比如《人世间》里郑娟的奶奶,夏天卖冰棍、冬天卖冰糖葫芦,那可不能让她随意摆卖,必须有食品厂或工商所颁发的临时经营许可证......也有可能是街道办发的,反正几个口子都有,也没个标准。

这种临时小贩几乎全国都有。

像流动卖冰棍的几乎都是。

他们装冰棍的木箱子还有编号,这个东西很重要,代表了是“持证上岗”,要是箱子不对,立马处理。

当年就有不少困难家庭,靠着卖冰棍改善生活,一点点的把日子熬过来。

另外还有临时木工、临时铁匠、临时酒坊、临时货郎......,年年申请,年年临时。

(65年的临时执照)

江浙那边的老人应该有印象,六七十年代那边就有不少挑着扁担、“鸡毛换糖”的货郎,其实那些基本上都是拿的临时执照。

因为是临时,除非是供销社自己发的证,否则什么都要自理。

那么他们能进到货的商品就特别有限,只能从供销社进点针头线脑,买点不要票的古巴糖,或者自制的麦芽糖,主要靠倒换鸡毛蒜皮,又或者自己做点手工品叫卖,兼营回收旧物赚钱,卖货倒成了副业。

而真正的持证货郎,虽然要自负盈亏,但货品有供销社兜底,也肩负着为偏远地区群众服务的责任,只是数量所剩不多。

就这样,上海的私营摊贩,从巅峰时期的四五十万人,降到六十年代中期的不足万人。

这些人以“合作组”的名义,一直维持到七十年代后期,偶尔多一点,少一点,几乎再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所以,说那时候没有个体,也可以,都是合作。

但“自负盈亏”这一点,又将他们和上班族区分开。

还有规模,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只能自己干或夫妻档,不能扩大,不能请人,不能请人,不能请人!!!

除非生产队派人过来帮忙,但那也是先把钱交给生产队,生产队再给那人记工分,程序不能乱。

而且仅限生产队,城里的街道办和居委会都不能插手,否则过了那条线,就需要“合营”。

可合营的话,身份就不一样了。

张昉想要做个“万分之一”的小货郎,就必须避开一些高危行当,比如粮油肉菜生意就不能做,投资大的也不能做。

同时还要将自身的事业和群众的需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在韩警长他们面前多刷好感,才有可能稳稳当当走下去。

万一没有成为其中的万分之一怎么办?

没关系,他还有两手准备。

专职的做不成,还可以转临时货郎嘛。

反正他有个工作解释收入来源就够了,又不是真靠这个生活。......不过别说,如果不怕苦的话,干这个临时商贩是真挣钱,有人一年能挣大几千,给生产队的管理费就要交两三千。

就是面子上不太好看,在相亲序列里面,只比农民稍微靠前一点。

但是,这也是干货郎的另一个好处,不像拿死工资的,多吃一顿肉都能被邻居算出来,半点隐私都没有。

货郎只要在供销社那边多进货,先不管卖不卖得出去,有没有卖出去,至少供销社可以证明,他是真赚到钱了,根本不怕查。

只要不买,换票证(查到会严肃处理),找生产队以物易物,换点肉菜,也没人会较真。

而且我又是会和这些商贩一样谋取暴利,只要有把柄,再把韩警长哄坏,麻烦也找到我头下,搞到长期执照,还怕有没临时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