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大陆来的，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在这些照片拍下来的时候〈我指了指传单在中国，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迫害，包括我的老师，包括我的父亲。还有很多红卫兵，因为一封信或一篇文章，就被拉出来枪毙……”

“人民在那个时候有大字报，有管理社会的权利。”

“不，最重要的权利，是被利用的权利，是进入监狱和效忠领袖的权利。你懂不懂‘效忠’？懂不懂‘牛棚’？”

她认真倾听着，没有表示附和，只有怯怯的微笑。

我们友好地交换了地址，我答应寄一些有关“文革”的材料给她。到这时，我才知道她原是英国人，正在美国从事职业革命。她和一些红卫兵同志在旧金山合租了一处房子，靠打零工为生。

又有几家商店熄灯了。天地俱寂，偶有一丝轿车的沙沙声碾过大街，也划不破旧金山的静夜。弗兰姬扬扬手，送来最后一朵苍白的微笑，抱着传单横过大街一大街空阔得似乎永远也走不过，永远也走不完。

回到旅馆，我细看了一些传单的内容：

今年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纪念。从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中国亿万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投入了工人阶级彻底改造社会的斗争，特别是推翻了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其他劳动人民从下至上，创造了很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还记得赤脚医生吗？造反学生首创性地走下农村向农民学习并同时传播造反精神；工人农民和科学家一起把科学研究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戏剧、绘画、电影、芭蕾等等把工农兵推上舞台，成为主宰社会的英雄；工人举行政治辩论并在工厂张贴大字报。这些地震般的事件激动了全球每个角落的亿万人民……

对于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些久违的语言当然有一种滑稽味道。但我笑不起来。也许任何深夜寒风中哆嗦着的理想，都是不应该嘲笑的一一即便它们太值得嘲笑。

我想起了另外一些洋人。一位住在芝加哥的股票经纪商，有次为了纪念父亲的诞辰，在某大学以他父亲的赫赫大名设置了一项奖学金，仅此一项就随意花掉了八十多万美金。他鹤发童颜，脸上渗出粉红色的微笑和富足感，把我迎进了他绿林深处的别墅，自称是共产党要消灭的资本家。在几乎是押着我细细观赏了他的厨房、餐厅、客厅及灯光设备以后，他抓拿着怀中一只大白猫笑了：“在中国有多少幢这样的住宅？十幢？五幢？”然后用一阵哈哈大笑自己作了回答。

我还想起了另一对芝加哥夫妇。两人早出晚归出门挣钱，斗志昂扬地把一天天生命变换成分期付款单上的购物，以致周末妻子也常常在家接待生意人命无暇探望父母。妻子又怀孕了，那天小儿子猛踢妈妈的大肚皮。父亲惊讶地问：“你踢妈妈干什么？”小崽子恨恨地说我不是踢妈妈，我是踢弟弟。我要让他现在就知道，我是他的老板！”

这些也是美国人。那么我能接受哪一种人的美国呢？是深夜街头的弗兰姬，是押着我羡慕他家客厅的股票商，还是立志要用脚尖来奴役弟弟的小老板？

后来，我才得知，像弗兰姬这样的极左派在美国还有一些。我收到另一张传单，标题是《我们是俄国十月革命党》。当时我正在加州柏克莱大学学生会大楼前的广场中啃土豆条，肩头扛着阳光的光热。很多学生夹着书本，端着纸杯热咖啡，熙熙攘攘在广场中听政治演讲。更多的学生匆匆而过对劳什子演讲无暇一顾。高台上有十来位男女举着标语牌：“巴解组织加油！”“以色列杀人犯！”“我爱卡扎菲”一其中“爱”字照例以一颗红心替代。有人在话筒前张合着嘴巴，听不清楚。台下闹哄哄地发出咒骂和升起很多拳头，喷散着酒气和奶酪味，用以干扰演讲和保卫以色列。一位肥胖的大胡子冲着台上怪叫了一声，引起了哄然大笑。人更多了，散发传单和推销可口可乐的人也就更加有所作为。明信片销售摊上有总统夫人南希的头移植到电影演员史泰龙的身上，赤膊上阵，手持卡宾枪—唯胸前添加了一抹乳罩，雌雄难辨。

警察们走来。他们肥大的屁股后头挂着电棒、手铐、步话机以及左轮手枪，一应俱全晃晃荡荡。他们抄着毛茸茸的手臂，在人群中游来转去，帽檐下泄出冷冷的目光静观阵势。青年们也不怕他们，有时就在某位警官的鼻子尖下互相唾沫横飞大吵大闹，似乎越有警察越来劲。

也许这有点像英国的海德公园。据说那里每天中午都有集会辩论，各种言论都受到一七九一年《第一修正案》^好几届首相都想取消但都未能取消的言论自由之法的保护一一。于是警察只能临场监视，君子动口不动手，警察管手不管口，手铐为武斗者时刻准备着。

美国国会则是朝中的海德公园了。走进那座略显阴暗和笨重的建筑，你可以看见一排排空座椅，那些不断生长出选票和议案的座椅。会场周围的走廊上，耸立着一尊尊著名政治家的雕像，默默注视着后来人。这里有共和主义者，有废奴运动领袖，有工业财团的喉舌，有奴隶主，有激进革命党，有基督徒，有小农利益的忠实卫士一一当然也包括尼克松，这位因促进中美邦交而得到中国人好感的朋友，又因为“水门事件”而被美国人诅咒的魔鬼。尼克松的下台，也是统治者对民众的屈服，令美国人常常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