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川一时间没有说话。

他能理解。

这种每天加班加点都干不完的订单，而且后续订单还在滚滚而来。

再看看央视《新闻联播》之后的广告头条就是天姿的固本健脑液，这个热度，傻子都知道这份...

会议室里暖气开得足，玻璃窗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水汽，窗外天色已近黄昏，铅灰色云层低低压着高新区管委会大楼的玻璃幕墙。张建川合上笔记本，指尖在封皮上轻轻叩了两下，像敲一段未写完的节奏。他没急着说话，目光扫过长桌对面——杜云翔正把半截烟按灭在水晶烟灰缸里，青白烟气袅袅散开；方韫芝用钢笔帽点了点桌上那份《汉州市通讯设备产业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纸页边角微卷；尹善德靠在椅背上，右手拇指缓慢摩挲着左手食指指节，那上面有一道浅淡旧疤，是早年在厂里调试冲压机时被飞溅铁屑划的；尤宏伟把保温杯盖拧开又拧上，动作轻得几乎无声；苏芩坐在他斜后方，膝上摊着记满密麻小字的速记本，一页纸角已被她无意识捏出三道折痕。

“杜书记，方市长，”张建川声音不高，却让刚松弛下来的空气重新绷紧，“电话机项目，我们已经和邮电部质检中心接洽过三次，入网许可流程比预想的顺，但有个事，我得说在前头。”他顿了顿，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蓝皮册子，封面上印着“汉州精益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内部备忘录（绝密）”，纸页边缘还带着新裁切的毛边，“上周，我们技术中心做了个极限推演——不是模拟市场，是模拟技术迭代。”

他翻开册子，翻到第七页，指着一行加粗红字：“程控交换机全面升级节点，预计在1997年三季度完成全国地市级以上城市覆盖。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家庭固定电话装机潮，明年会达到峰值，但后年，也就是1998年，增速必然断崖式下滑。而电话机这个品类，它的生命周期，从量产到淘汰，理论极限只有三年零八个月。”

方韫芝眉峰一蹙：“建川，你这是把话说死了？”

“不是说死，是把底牌摊开。”张建川把册子推到桌中央，手指点在另一页图表上，“这张图，是我们拿深圳、东莞、中山三地十二家电话机厂近三年出厂价做的回归分析。您看，1995年平均单价286元，1996年214元，今年前三季度跌到168元——三年跌了四成二。利润呢？去年全行业平均净利润率还有9.3%，今年三季度报表刚出来，是2.7%。再往下压，就该压到工人工资线以下了。”

杜云翔端起茶杯啜了一口，热气氤氲中眼神沉静：“所以你刚才说‘老老实实干电话机’，是留了半句没说完？”

“对。”张建川直起身，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把收在鞘里的刀，“我们干电话机，不是为赚钱，是为搭台。搭一个能站住脚的技术平台、一个能聚拢人的产业平台、一个能让汉州在通讯设备领域真正留下名字的平台。”

他忽然转向苏芩：“芩姐，把U盘递我一下。”

苏芩迅速从手提包侧袋取出一枚银灰色U盘，外壳刻着“精益-001”编号。张建川接过，插进会议桌嵌入式USB接口，轻点鼠标，投影幕布亮起——不是PPT，是一段三分钟视频：镜头从汉州老工业区锈迹斑斑的龙门吊摇向高新区新落成的标准化厂房，接着切入车间：自动贴片机嗡鸣运转，机械臂精准抓取0402封装电阻；工程师戴着防静电手套，在显微镜下焊接一颗毫米级滤波器；最后画面定格在一块电路板上，板面印着“LJ-CT1997”字样，右下角蚀刻着极小的汉字——“汉州造”。

“这是今天上午刚流片成功的单片语音处理芯片。”张建川声音里有种近乎冷硬的笃定，“不是设计，是流片。我们和中科院微电子所合作，用嘉州晶圆厂的六英寸产线，试产了三百片。良率61.3%，够不上商用标准，但证明一件事——汉州人，能做出自己的通讯核心器件。”

尹善德猛地坐直：“建川！这消息……”

“没对外公布。”张建川打断他，目光扫过全场，“连精益内部，知道的人不超过二十个。包括技术中心副主任陈默，他带团队熬了七十三天，没回过一次家。杜书记，您问我们为什么敢想移动电话——不是因为野心，是因为我们手上真有东西了。”

他调出第二份文件，标题是《汉州通讯设备产业三年跃升路线图》：“第一年，电话机立基。目标不是销量，是建成三条全自动SMT生产线、一个EMC电磁兼容实验室、一支三十人的射频工程师队伍。所有设备采购清单里，国产化率必须超过78%。”

“第二年，切入无绳电话与子母机。重点突破2.4GHz跳频技术，这是我们和东南大学无线通信实验室签的五年协议。同时启动GSM模块预研——不是整机，是射频前端模组。这里，”他指向屏幕上一张供应链图谱，“嘉州电子元件厂供应陶瓷天线，华阳精密模具提供注塑件，陪阳电池厂配套镍氢电池，全部在汉州五百公里辐射圈内。”

“第三年……”张建川停顿三秒，喉结微动，“我们要做中国第一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GSM手机样机。主芯片用我们自己设计的语音基带芯片，射频方案由汉州大学物理学院攻关，结构件全部本地化生产。整机BOM成本控制在1280元以内，量产目标定在1999年国庆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