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长沙

何键坐在空空荡荡的省主席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纸“辞呈”。

墨迹已干。

副官小心翼翼地站在门口：“主席，车备好了，是今晚的船，直放武汉。”

何键没说话。

他只是看着窗外。

窗外是长沙的街市，人来人往，热闹依旧。

卖报的报童在高喊“号外！号外！鬼见愁大捷！”，黄包车夫拉着客人匆匆跑过，茶馆里传出咿咿呀呀的湘戏。

一切都和三天前一样。

只是这座城，这个省，再也不姓何了。

“主席……”副官又小声唤了一句。

何键慢慢站起身，走到窗前，最后看了一眼这座他经营了七年的城市。

然后他转身，拿起笔，在辞呈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笔迹很稳，没有颤抖。

就像他此刻的心，已经死透了，不会再痛了。

“走吧。”他说。

走出省府大楼时，夕阳正好。

金色的余晖洒在青石台阶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台阶下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车窗摇下，露出一张年轻的脸——孙立，陈树坤手下第二师师长。

“何主席，”孙立推开车门，语气客气，但眼神冰冷，“陈师长让我送您一程。”

何键点点头，默默上车。

车子驶出长沙城，驶向湘江码头。

一路上，两人都没说话。

最后，在码头前，孙立停下车，从怀里取出一个布包，递给何键：“这是一千大洋，陈师长给的。他说，相识一场，好聚好散。”

何键接过布包，沉甸甸的。

一千大洋，买他七年的经营，五万条人命，和整个湖南。

真便宜。

他下了车，走上栈桥。

江风很大，吹得他单薄的衣衫猎猎作响。

船就要开了。

他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夜色中的长沙城。

城墙的轮廓在暮色中模糊，只有几点灯火，像不肯瞑目的眼睛。

“陈树坤……”他喃喃自语，“你赢了。但这条路，你走不长的。委员长容不下你，日本人容不下你，这个世道……容不下你。”

他转过身，佝偻着背，慢慢走上甲板。

背影消失在船舱里。

船开了，驶向漆黑的下游，驶向武汉，驶向他再也回不来的、前半生。

同一时间，南昌行营

委员长撕碎了手中的电报。

那是何键最后一份求援电，从鬼见愁发出，辗转三天，才送到他桌上。

上面只有一行字：

“职部弹尽粮绝，五万弟兄血染山谷，乞委座速发援兵，救湘中子弟于水火。何键泣血再拜。”

“废物！”

委员长把碎纸狠狠摔在地上，“五万人！三个小时！他就是放五万头猪在那里，陈树坤抓也要抓三天！”

陈布雷垂手站在一旁，不敢说话。

戴笠从阴影里走出来，低声说：“委座，刚得到消息，陈树坤……把何键放了。给了一千大洋，送他上了去武汉的船。”

委员长猛地转身，眼睛瞪得血红：“他放了何键？！他什么意思？！是在打我蒋某人的脸吗？！”

“他……”戴笠迟疑了一下，“他还让人给委座带了句话。”

“说！”

“他说……”戴笠咽了口唾沫，“‘请转告委员长，湖南之事，树坤自会处置，不劳中央费心。若委员长真想用兵，东北三省，四万万同胞，都在等着’。”

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委员长粗重的呼吸声，一起一伏。

良久，他慢慢走回桌后，坐下，拿起笔。

笔尖在纸上悬了很久，最后落下，写下两行字：

“何键无能，五万大军一打即溃。陈树坤……已成心腹大患。”

“湘省事变，纯属地方冲突，中央不予干涉。”

写完了，他把笔一扔，对陈布雷说：

“发出去。通电全国。”

“是。”

陈布雷拿着那张纸，匆匆退下。

戴笠还站在阴影里，欲言又止。

“雨农，”委员长突然开口，声音疲惫，“你说，陈树坤那些重炮，哪来的？”

“这……还在查。但据战场幸存者说，至少有上百门150毫米以上的重炮，还有上百辆铁甲车。这些装备，就是德国人自己，也不见得能一次拿出这么多。”

“钱呢？”委员长又问，“他哪来的钱？九万人，每人每月七块大洋，一个月就是六十三万！一年就是七百五十六万！湖南全省的岁入，也才三千五百万！”

戴笠低下头：“也在查。但……没有头绪。”

“查！”委员长猛地拍桌子，“给我查！查他那些装备从哪来，钱从哪来！查他在上海、在香港、在国外的所有账户！查他和德国人、和苏联人、和日本人有没有勾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