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陈飞，“娘，今天我请半天假，去给晓阳上户口。”

“是该上了。”赵春梅往灶膛里添了把柴。

稀饭在锅里咕嘟着，陈飞就着菜吃了一碗。林婉也起来了，抱着几件衣服从屋出来：“你今天去？”

“今天就去。”陈飞放下碗，“你的工作那事儿，我也顺便问问王大姐。”

林婉点点头：“要是……要是成分卡着，你也别为难人家。”

“我知道分寸。”

七点半，陈飞揣着户口本、结婚证、晓阳的出生证明——一张盖了医院红章的纸片，骑着自行车出了胡同。

街道办事处离得不远，穿过两条街就到。那是一排灰砖平房，门脸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东城区红星街道办事处”。

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大多是来办各种证明的。陈飞推着车过去，把车锁在旁边的铁栏杆上，站到了队尾。

前面两个妇女在唠嗑。

“你家老二户口上了没？”

“上了，上个月上的。可费劲了，非要我们开个‘未在外地落户’的证明。你说我们一直在北京，上哪儿开这玩意儿去？”

“都一样。我三叔从河北过来投奔，想落个临时户口，跑了三趟都没办下来……”

陈飞静静听着。1963年的户籍管理严格得很，城里户口更是金贵——关系到粮食定量、副食供应、工作分配、子女上学。一个家庭要是多一个人上户口，每个月就能多领十几斤粮票、半斤油票、几尺布票。这些票证，在困难时期就是命。

排了半个多小时，轮到陈飞了。

办事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戴着套袖，鼻梁上架着老花镜。她接过陈飞递过去的材料，一页页翻看。

“陈飞……农机局的？”她抬头看了陈飞一眼。

“对，在农业部农机局工作。”

女同志点点头，继续看。看到结婚证时，她顿了顿：“你爱人林婉，成分是……资本家？”

“是。”陈飞坦然道，“她父亲解放前开过小作坊，公私合营时已经改造了。她本人一直积极参加劳动，现在在家照顾孩子。”

女同志没说话，拿出个厚厚的登记簿，翻了半天。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翻纸的沙沙声和外面隐约的排队声。

“按理说，这种情况……”女同志推了推眼镜，“孩子可以随父落户。但你爱人的成分，以后孩子上学、就业，可能会有影响。这个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我们有准备。”陈飞说，“孩子还小，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现在总得把户口上了，不然粮本上没名字，口粮领不了。”

女同志又看了看材料，终于拿起蘸水笔，在户口本上“常住人口登记”那页开始填写：

“姓名：陈晓阳。与户主关系：子。性别：男。出生日期：1963年4月18日。籍贯：北京。民族：汉……”

写到这里，她停了笔，抬头：“成分这一栏，按理说应该随父母。但你爱人的成分……我先写‘学生’，等孩子大了再定。你看行吗？”

“行，谢谢您。”陈飞知道这是人家给了照顾。

“不用谢我，政策允许的。”女同志继续写，“文化程度：空白。职业：空白。何时由何地迁来：空白……”

最后，她盖上了办事处的大红章，又拿出一张“粮油关系转移证明”，填写后盖章：“拿着这个，去粮管所办理粮油关系。从下个月开始，孩子就有定量了——三岁以下婴儿，每月八斤粮票，三两油票，半斤糖票。布票要等年底统一发。”

陈飞接过那张薄薄的纸，心里踏实了。有了这个，晓阳就算正式成为这个国家承认的一员了。

“对了，”女同志又说，“你家住哪儿？街道最近在统计适龄儿童，明年开春可能要办托儿所。你家孩子到时候够两岁了吧？”1963年的中国社会普遍使用虚岁，尤其是在日常交流

“明年四月就两岁了。”

“那行，我记一下。”女同志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等通知吧。要是托儿所办起来，双职工家庭优先。”

从办事处出来，已经九点多了。陈飞没有直接去粮管所——那边人更多，得排更久。他骑车拐了个弯，去了街道幼儿园。

说是幼儿园，其实就是两间临街的平房，外面用篱笆围了个小院子。院子里有几个孩子在玩滑梯和跷跷板，都是木头做的，漆皮剥落了大半。

陈飞在门口看了看，正犹豫要不要进去，里面走出个五十多岁的大姐，系着围裙，手里端着盆洗好的手绢。

“同志，您找谁？”大姐问。

“请问王大姐在吗？我是陈飞。”

“哦！你就是陈局长啊！”大姐脸上立刻堆起笑，“王主任在里面呢，我带你进去。”

原来这就是王大姐——街道幼儿园的主任。陈飞跟着进了屋，里面光线有点暗，摆着十几张小桌子小椅子。墙上贴着拼音表和动物图画，都是手绘的。

王大姐正在给一个孩子系鞋带，见陈飞进来，赶紧起身：“陈局长，您怎么来了？快坐快坐！”

“王大姐，叫我陈飞就行。”陈飞在椅子上坐下，“昨天林婉跟我说了工作的事，我过来看看，顺便问问情况。”

王大姐让刚才那位大姐去照看孩子，自己拉了把椅子坐到陈飞对面：“陈飞同志，不瞒你说，林婉的情况我了解。她读过书，有文化，人也文静，带孩子肯定有耐心。咱们幼儿园正缺这样的老师。”

“那……障碍在哪里？”

“就是成分。”王大姐压低声音，“街道党委开会讨论过，意见不统一。有的同志说，幼儿园是教育孩子的地方，老师成分必须清白。也有的同志说，林婉本人表现好，又是干部家属，应该给机会。”

陈飞点点头：“我能理解组织的顾虑。”

“但是，”王大姐话锋一转，“最近上面有新精神——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调整。林婉虽然出身不好，但她有文化，如果能发挥所长，对街道、对孩子都是好事。”

“您的意思是……”

“我再去争取。”王大姐说，“不过可能需要点时间，也得走程序。这样，你先让林婉准备一份材料——个人简历，学习经历，对幼儿教育的认识。我拿去给领导看。”

“好，太谢谢您了。”

“别谢我，我也是为了孩子。”王大姐笑了笑，“咱们这幼儿园，三十多个孩子，就四个老师，实在忙不过来。林婉要是能来，能帮大忙。”

从幼儿园出来，陈飞心里有了底。政策在松动，这是好事。虽然过程可能曲折，但希望是有的。

他骑车去了粮管所。果然，队伍排到了大门外。陈飞站在队尾，看着前面攒动的人头。

排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办完了粮油关系。工作人员在粮本上添了“陈晓阳”的名字，又发了八月份的粮票、油票、糖票——用一个小纸袋装着，上面印着“北京市城镇居民粮油副食定量供应票证”。

陈飞仔细收好。这些票证，在这个年代比钱还金贵。

回到农机局，已经中午了。张主任见陈飞进来：“陈局，您可回来了！天津拖拉机厂又来了电话，说他们按您给的图纸试制，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问题？”

“说是曲轴加工出来了，但装上去一运转，振动太大，根本不能用。”

陈飞皱起眉头：“图纸上的公差标注，他们看了吗？”

“看了，但厂里设备不行，达不到那么高的精度。王师傅在电话里急得直上火，说要是解决不了，这个项目就得下马。”

“下马？”陈飞摇摇头，“不行，小型柴油机对农业机械化太重要了。这样，我下午去趟天津。”

“您亲自去？”

“嗯，有些技术问题，电话里说不清楚。”陈飞看了看表，“帮我订张下午的火车票，硬座就行。另外，通知技术组的小李跟我一起去——他懂机械加工。”

“好，我马上去办。”

下午两点，陈飞和技术员小李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绿皮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都站满了。陈飞和小李挤在硬座车厢的连接处，靠着车门。